文 ｜ 郭晔旻
1951年9月8日，日本首相吉田茂签署《旧金山和约》，美国伙同英联邦国家一道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
1981年2月，日本政府公开宣布，除了与北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尚无外交关系无法进行战争赔款的谈判外，日本的“国家赔偿责任已结束”，对所有二战受害国进行的赔偿和准赔偿实施完毕，共赔偿5250亿日元（仅折合15亿美元）。而在这笔已经缩水无数次的战争赔款中，中国的份额是零。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里，被日军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民众、军人超过2000万，加上负伤者达3500万人；造成中国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美元计算），战争消耗损失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面对如此惨痛的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
但国民党的最高当局显然是倾向于比较宽大地处置战败的日本。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发表了对全国军民的广播讲话，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对日政策构想。他说：“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以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对日战争索赔也是国民政府战后对日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待中国的野蛮勒索完全相反，中国方面的索赔要求基本上也体现了极其宽大的原则。1947年初，国民政府负责日本赔偿事务的最高机构——行政院赔偿委员会形成了一个对日索赔的比较全面、系统的文件《中国对日要求赔偿的说帖》，要求在日本的全部赔偿额中中国获得物资的40%和财额的50%。
直至1947年9月9日，国民政府要员张群仍在中国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而此时的国民党政权早已深陷内战而不可自拔，对日索赔的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等到旧金山和会在1951年姗姗来迟时，国民党当局已经退逃到了台湾，美国借机将新中国政府以及台湾当局双方都排斥在旧金山和会之外，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解释说“国民党中国的地位并不是唯一要考虑的事情。全部困难是因为存在着两个中国，而美国对此是没有责任的”，而世人皆知正是由于美国悍然将第七舰队驶入了台湾海峡才造成了两岸对峙的局面，这岂是一句冠冕堂皇的“没有责任”所能掩盖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