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日本人口为1.234亿人，人口增长率为-0.47%，人口连续12年下降。日本面积仅为37.8万平方公里，比西方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都大，而中国面积是日本的25.4倍，中国人口是日本的11.4倍，但日本人均GDP约为4万美元，是中国的3倍。
日本是我国一海之隔的邻邦，它不仅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在军事、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实力。中日两国既有过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也有过刀兵相见的记录。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历史认识、领土主权、台湾等问题上也屡生波折。
对中国来说，日本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全球海外纯资产名列世界第一，2022年海外资产总量为2.99万亿美元，增幅约为0.2%，日本自1991年来，连续第32年位居全球最大债权国，日本政府的外部资产以及企业和个人持有的资产为9.56万亿美元，增长6.6%，连续第14年增长。可以说日本还是“经济大国”。
1、万岛之国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的太平洋西岸，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西隔东海、黄海、朝鲜海峡、日本海，与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相望。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4个大岛和海岸线在100米以上的6852个小岛屿组成，其中面积在100平方千米以上的岛屿有29个，面积在55平方千米以上的岛屿48个，故称“千岛之国”。
日本最大的岛屿是本州岛（面积约为23.1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60%，主要的大城市和工业区大多集中在这个岛上；然后依次是北海道岛（约8.3万平方千米）、九州岛（约4.2万平方千米）、四国岛（约1.8万平方千米），这四个岛一般被称作“日本四岛”。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区可以说是终年气候宜人、温暖湿润、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大雪是日本特别是北半部日本冬季的独特景观，有时积雪竟达一米乃至几米之深。
日本列岛上群山连绵、层峦叠嶂，国土当中约有61%是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地，18%是海拔300米以下的丘陵。在日本，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脉有21座，其中，最高的是位于山梨、静冈县境内的富士山，它海拔3776米，山势巍峨挺拔，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国家象征。
日本是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不仅台风等“天灾”频发，“地灾”即地震、火山喷发、山体滑坡、海啸等地质灾害也比较频繁。
日本共有火山270余座，其中有80座左右是活火山。著名的富士山就是一座标准的圆锥形活火山，虽然已有近300年没有喷发，但山上仍每天冒着白色蒸汽。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长崎附近的云仙、普贤岳和伊豆大岛曾出现大规模喷发，给当地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
日本的湖泊多是火山湖，有的就是在火山的喷火口积水而成，因而具有小而深的特点。日本琵琶湖的面积就与中国山东省的微山湖（约660平方千米）差不多。它不仅是滋贺县和大阪、京都两府的主要水源地，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水产基地，其淡水鱼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以上，淡水珍珠也在全国久负盛名。
日本也是一个以地震频发著称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平均每天有4次地震，6级以上的地震每年会有1次。东京地区每年仅有感地震就有40～50次。
发生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曾造成了99331人死亡、103773人伤、43476人失踪的惨剧。
2011年3月11日发生于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的“东日本大地震”，地震烈度高达9级，截至2015年7月10日，已判明这次地震造成的死亡和失踪者共18466人，毁坏建筑物399301栋。
其实，日本的岛屿要比印度尼西亚多得多，如果加上海岸线在100米以下的岛礁，日本大概可以号称“万岛之国”了。
2、“近邻”是一柄双刃剑
同台湾岛更仅相隔100海里左右，因而被称作中国的“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钓鱼岛与日本与那国岛也相隔100多海里。从中国首都北京坐飞机到东京只需4个小时即可抵达。
“近邻”在两国关系上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一种便于双方进行各种交流的“正能量”，也很可能因处置不当而成为“负能量”，譬如一方的核事故、沙尘暴等环境污染会殃及对方，更容易因领土等问题产生纷争甚至开启战端。当“近邻”双方实力相近时，这种“双刃剑”效果更会被进一步放大。
1937年-1945年8月15的日本侵华战争，据官方统计伤亡人数达3500多万，饿死、冻死等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数累计至少达2.8亿。从1931年-1945年长达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经济损失达620多亿美元，1874到1945日本侵华时期，经济损失50万亿美元。
二战中，日本法西斯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仅新疆、青海、宁夏、甘肃、西藏、陕西、四川和西康八个内陆省份没有侵入。中国人永远铭记这段屈辱的历史，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了！
中日两国关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了“蜜月期”，那时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两国人民之间的亲近感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到2015年，日本在中国设有2.3万家企业，而东京有500万中国人去出境旅游，成为中国第三大出境旅游目的地。如今大约14万日本人移居到了中国，中国是日本侨民第二多的国家。主要生活在上海、北京、深圳、苏州、广州、大连、天津、东莞、香港、台北等地，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人约90万人进入中国定居，2022年在上海生活的日本人近有40万，定居在苏州的日本人大约有2万左右。
日本是个多宗教国家，主要有神道教、佛教、基督教三个大的宗教和许多小宗教。日本内阁下属的文化厅公布，截至2012年12月31日，2亿人信教，是2012年日本总人口1.2亿人的近2倍；截至2021年，日本信教徙约1.79亿人，约为日本总人口的1.5倍，因为日本人可以同时信仰两种乃至多种宗教。
2009年，日本民主党击败自由民主党，尽管2008—2009年遭遇世界经济衰退，面临高额国债，但日本的经济复苏了。
日本首相快速更迭，事实上是年年更迭，从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辞职到2011年10月，共有6位首相上任；2009年，自卫队在索马里部署人员，引起争议；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以及受损核反应堆放射性物质泄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面对人口下降，地震等营商环境问题，日本企业面临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极大改变。尽管有着日本国内经济低增长的背景，还伴随着日元汇率激烈变动，日本企业依然一直致力于谋求国际事业上的发展。首先是从日本国内商品出口的形式开始，之后进入海外生产阶段。
在1989年时，日本国内出口规模是现地法人销售规模的1.7倍。而2016年，反转为现地法人销售是日本国内出口的1.8倍，海外现地法人的经常性净利润总额达到了6.7万亿日元，利润率达5.4%，日本总公司从海外现地法人企业得到的总收益为5万亿日元，其中，股息分红额占到了2.6万亿日元，专利使用费占到了2.2万亿日元。日本的海外生产规模经济效应变得可以赚钱了。
日本在较短时期里迅速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毋庸讳言，目前两国在历史认识和领土问题上还存在着一时难以解决的纷争。1979年，日本宣称在钓鱼岛上修建飞机场，中日争端由此展开。40年前，日本人在岛上放上两只山羊，山羊繁殖后导致水土流失。
2013年，中国海军力量完全掌控了钓鱼岛。中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捍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决心毫不动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挫败日本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践踏行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秩序。
正因如此，如何与日本这个近邻更好地相处下去，实现“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美好愿望，的确是每个国人必须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3、“比萨型”国际化
在拓展国际化事业时，应当将作为发展动力的资金投向哪些国家和地区，这将是日本企业进行国际化发展时的资金运用战略。
把资金投向哪些国家和地区以及投入多大比例，这个问题对今后日本企业的海外发展相当重要。
平成时代（1989年1月-2019年4月），日本企业的发展从压倒性的单一依赖美国渐渐转变为美中均等。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规模如洪水般迅速扩大。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原油价格暴涨，消费者愈发注重汽车的油耗，一直以低油耗为卖点的日本汽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众多美国消费者的青睐。
这导致美国汽车产业的经营业绩急速下滑，一场典型的日美间贸易摩擦开始了。作为对策，日本的汽车生产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本土陆续建立了汽车生产工厂，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规模以在美国的汽车生产的形式开始扩大，美国作为生产地成了日本企业海外现地法人企业生产上最重要的存在。
只是这一切与其说是出于经济动机的考虑，不如说是日本为了避免日美间贸易摩擦，出于政治性动机选择了来美国现地生产。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日本在中国复制了美国的建厂模式，对美国出口的比重在减少，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以1997年至2017年这二十年间公开的日本企业海外事业活动基本调查统计数据为基础，1997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为5.9万亿日元，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4.2万亿日元。2017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达到了18.9万亿日元，超出对美国出口贸易额4万亿日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的日本现地法人销售额也在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达到19万亿日元的规模，与美国基本持平。2016年在中美并列上升到了接近30万亿日元的规模（美国略占优势）。在现地法人销售额规模方面，东盟地区却一直扮演着和中国同等重要的角色。
在平成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海外现地法人在销售规模上形成了美国、中国和东盟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在出口贸易方面，美国和中国基本势均力敌（中国稍占上风），东盟地区则变成规模小得多的第三名。
为了不太过份依赖中国，日本企业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美国次贷危机后，日本努力增加对美国的出口，试图保持美中两国同等的重要性；在现地法人销售规模方面，使中国和东盟地区一直保持着互补的关系。
产业是国际事业拓展时真正的主角，日本活跃在国际市场上的四个产业（汽车、电气机械、化工、一般机械），汽车产业的现地法人销售比重在二十年间上升了22.5个百分点，而电气机械产业则下降了18.9个百分点。在1997年，电气机械产业还是日本企业国际事业拓展的“领头羊”，电气机械产业的海外现地法人销售额早在2001年就已经被汽车产业超越了，2016年被汽车产业完全替代。
现地法人销售总额和日本出口贸易总额在1997年时还难分伯仲，二十年后，日本现地法人销售总额几乎增加了70万亿日元，而出口贸易总额仅增加了20万亿日元，日本企业在这二十年时间里展开国际事业的状况，以压倒性的现地法人销售总额增加的形式展现了出来。
这二十年来，汽车产业坚强地维持着日本企业在国际上的传统竞争力，电气机械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逐步弱化。为何同样是日本发展起来的两个重要支柱性产业，在国际竞争力上会产生如此大的差距呢？这里面有两个产业的技术类型以及技术人才供给等更深层次的原因，同时产业中被认为是产业“盟主”（丰田的企业战略）的企业是否强有力也是一个原因。
日本企业是选择让海外生产基地与日本国内的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延长扩大式生产方式，还是选择让海外生产基地像“飞地式”的独立基地式的生产方式的视角，来看日本企业的特征。
典型特点是，海外工厂使用的基础零部件及基础生产原材料的供给，由日本国内企业的工厂或关联企业的工厂生产后，再提供给海外工厂。另一个特点就是，根据产品的不同，将本土生产与海外生产区分开，建立统一向世界市场提供产品的供给体制。
最终目的都在于使企业集团内的本土生产基地与海外基地之间形成紧密的分工关系，从而建立起最适合世界市场的综合生产体制。
让海外生产基地成为“飞地式”的独立生产基地的海外事业拓展的典型特点，像美国企业经常采用的那样，是将所有的生产业务全部转移到海外的生产基地，甚至还从那里供给国内市场的生产方式。
如果选择了这种海外“飞地式”的生产方式，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一旦展开海外生产，就会停止本土生产的局面。
不重视本土产业“空洞化”导致的企业整体发展体系变成“甜甜圈”的情况，这一选择志在全球。但如果选择的是海外生产基地与本土的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延长扩大生产方式的话，积极建立起与本土生产紧密相连的分工体系，就不会使企业的整体发展体系变成“甜甜圈”。
尽管这样会带来本土与海外工厂生产之间协调上的具体作业困难，但是可以像比萨饼那样，使中心部分得以留存，这种选择有意地保持本土和海外的全面发展。
国际化就好比是“比萨型”，巨大的圆盘形比萨饼不但整体紧密相连，还在最中心的部分撒上美味的调料，不会使中心部分变成空洞。
吃过比萨饼的人都知道，厨师将又厚又小的比萨面饼利用离心力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时候正中心部分的面确实会渐渐变薄，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周边才会变大。中心部分永远不会消失，最后在中心部分撒上美味的调料，这样的比萨饼口感更好！
处在最中间的本土内生产会变得薄一些，但变薄那一部分转移至海外，也带动了海外业务的拓展，本土的产业非但没有变得“空洞化”，反而常常会把最好吃的那部分留下来。
整体来说，这样的比萨饼变得更大，从中心到周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才是最美味的比萨饼。
结语
日中两国是无法搬家的邻居，在文化上也是血脉相连，两国没有理由不友好相处。但是，友好需要基础，日本政府需要在历史问题上承认侵略战争的历史，尊重中国受害者的牺牲，这是最起码的两国政治互信的基础。
上海世博会举办的2010年，刚好是平城京建都1300年的大纪念年。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城京皇宫的遗迹地，完全按照当年中国长安都城（如今西安）的建设模式复制而成的，当年的皇宫正门，叫朱雀门，粉红色的建筑，煞是好看。朱雀门的对面，展示着一艘同比例复制的遣唐使船。
日本进入奈良时代，正是中国盛唐时期。607年，当时的日本天皇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同时派遣大批留学生和僧人渡海到中国学习，开始了日本“遣隋”学习的历史。 到894年，26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19次遣唐使。1300多年前的日本，还处于相当落后的时代。
日本人渡海来中国学习的艰险，虽然没有如鉴真东渡那样记述得详尽，但是，在奈良博物馆，资料记载当年派往中国的遣唐使船队，一般为4艘，但是，最终能够成功到达中国的，往往只有一艘。其它要不就是沉没，要不就是中途折返，即使是中途折返的，能安全回到日本的，几率又有多大？ 当年的日本人为了学习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文化，确实到了刀山火海都敢上的境地。
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贝利率舰队驶抵这个港口城市，胁迫日本开放门户。这就是著名的“黑船事件”。日本幕府政权屈服于美国的坚船利炮，同意与美国，后来与俄国，先后在下田市签署了贸易协定。明治维新历史由此拉开了序幕。
短短的30年时间，日本从一个贫穷的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并在1894年悍然发动了甲午战争，导致清朝政府耗费巨资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这是我们的屈辱，这是中国的百年之痛。
最后直接影响到几十年后日本再次发动的侵华战争——当时日本已经拥有5万吨级以上的航空母舰舰队，但是民国的海军，只有几艘千吨级的旧军舰。民国的将士们在吴淞之战中浴血奋战，面对停泊在长江口外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扔下的一颗颗炸弹，他们无力还击。
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中国各学术团体纷纷举行研讨会，媒体也推出专版或专题节目。与中国高度在意这120周年前的战事相比，日本几乎没有人提起这事。巨大的舆论落差，颇让人感觉到中国像一个“怨妇”，而日本则是一个偷着乐的贼。
120年后，我们纪念中日甲午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诉一通被打之苦，还是继续提醒国人不忘日本狼心？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纪念甲午战争的主题。我们最值得反省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失败？然后如何避免再一次的失败！
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以日本为代表的产商融相结合的东亚财团商业模式，日本三井财团在中国及其他亚非拉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和布局的众多产业和企业，包括芯片、高铁、新能源汽车等热门产业，涉及丰田、东芝、华为、长虹、中芯国际等著名企业。
日本商业帝国的扩张是围棋式的圈地运动，而不是国际象棋式的吃子战争。任何一个行业，从原材料到最后的成品，包括其中的生产、物流、营销，全部布下自己的棋子，展现日本财团在高铁、芯片、汽车、农业、稀土、家电等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上万辟山的一个又一个战场，不成功都难。
如今，对于中国的崛起，日本要以平常心对待，并尽可能地提供协助。 两国人民携手合作，亚洲乃至世界才会和平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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