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媒体力量的主要来源是它们的众口一词
。五大全国日报（晨报和晚报的联合销量可以达到3900万份）发行第一份晨报时，新闻的选择、社论的语调也许会有差别。但到最后一份晨报——一般在大城市中发行——除了在某些问题上保持常规的对立态度（如关于国防支出），各报纸对所有事件的态度都会保持一致，编辑疯狂地阅读着比自己的报纸更早发行的版本，然后不断忙于调整自己的版本。
训练有素、统一发声的合唱团
罕见的独家新闻通常保留给在城市里最晚发行的那一份晨报，因为如果出现得早的话，就没有人会知道那是个独家新闻。重要事件发生后当天的头条文章往往对事件不置可否，态度模棱两可，说辞前后矛盾，一般来说，这和别的头条没什么区别。
这些报纸印出的大部分内容是负责撰稿的编辑一开始就可以预见的：编纂的内容来自一些记者提供的“消息源”，并受到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几乎从来不会受到质疑，除了那些常规的对立之外。所有日本人每天都读着差不多一样的东西，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由同一个来源形成的。
媒体的统一发声往往是批评性的，听上去像是来自国会内少数党的悲叹。偶尔对权威机构加以严厉批评是适当之举，但也只不过是个仪式。
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利用这一可预见的媒体行为，来报复那些敌对势力或者与之讨价还价。
事实上，某些掌权者团体为防止其他团体变得过于强大，从而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某些平衡行为，而媒体在这一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政治对立总是在有限几个不断重复的主题上出现，这便导致媒体的反应几乎完全一致，其迅速程度和可预见的程度就像是巴甫洛夫的狗在听到铃铛后流口水一样
。就算是统一性出现了分裂，其分裂的模式也是可预见的。比方说，最有威望的《朝日新闻》倾向于对日本“右翼分子”力量可能支持的任何东西表示不满，包括要求日本人在本国军事安全方面承担更大的义务，它对中曾根首相努力在官僚机构中增加政治影响力的做法也同样怀疑。《朝日新闻》的编辑路线受到有反美倾向的专栏作家和编辑顾问的影响，在某些情形下，还受到老式日本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影响。
《朝日新闻》
近几年来，媒体界最重要的发展是《读卖新闻》与传统的反美、反防卫立场的决裂。《读卖新闻》是最大的报纸，每天销量达900万份。
《每日新闻》和所有其他报纸一样还是会在这些事情上跟随《朝日新闻》的路线。《产经新闻》是四大非经济类日版中最小的一家，它以其右倾倾向而闻名。《读卖新闻》的倒戈，《产经新闻》的反左立场，日本最大的财经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做出的平和解释，这些对打破战后不能讨论军事事务这一禁忌起到很大的帮助。与此同时，对左翼团体声音的关注度也降到了最低。
作为社会制裁手段的媒体
日本记者有时深知，这个社会对指出其矛盾之处的人没有任何奖励，于是自己便面临着巨大困境
。当权者违背官方的规则时，媒体就是一个观察和评论的理想场所，但因为记者和编辑害怕撕裂系统呈现出来的现实结构，媒体自身想要观察和评论时受到严重阻碍。
日本记者
一名日本记者手中掌握着有关系统实际运作的海量信息，那他能做些什么呢？要是他不断地指出系统从制度上违背了许多重要规则的话，他自己的那一小部分（与理想世界相区分的）现实世界就会崩溃，将他压垮。
不变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如实报道”。能感受到自我审查的“适当程度”通常被称为记者的“成人心态”。
记者培训中肯定有一部分教授了公认的记者职业标准，记者由于不能达到这个标准而感到不适，这确实很普遍
。媒体赋予自身的，也是社会认可（和期望）的功能，是维护社会秩序并捍卫公共道德，这就让问题复杂起来。由此而产生的挫折需要发泄的出口。与其他显然无法解决的日本社会冲突一样，媒体往往在一些仪式化的行为中找出一个临时的方案。于是，深谙“杀一儆百”古训的报纸就会定期发起运动，并在其中释放大量愤怒的能量。
大约每隔一年，报纸就会“抓出”一名教师，这个教师竟胆敢将试卷里的问题卖给野心勃勃的家长
。一名国际电报电话公司职员在走私小型消费品进入日本时被抓获，媒体对公司严加拷问，最后公司懊悔不已并答应降低（高得离谱的）国际电话费率。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被发现出售的所谓波斯古玩居然产自横滨之后，该公司的最高层深陷窘境。
还有一个例子是媒体对新日本酒店（Hotel New Japan）业主的处理。该酒店着火了，然后被发现缺少一些必须安装的安全设施。这种被媒体精心挑选出来的案例的“进展”占据头版连续几个星期，有时甚至持续数月。
愤怒的编辑们联合起来将责任人扔进沟里踢打，而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此人还没被正式批捕以前。
日本酒店
接下来可能被选中的百货公司或饭店老板，或是不管哪个公司的高层，他们肯定非常害怕，而且事先收到了警告。这种集中却无所不在的“敲诈”是媒体服务社会的方式。在日本，法律的存在是为了官僚的行政目的而不是为了保护公民，因此媒体扮演着一个关键的制裁者角色。它能做到这点是因为日本人极其担心自己名誉受损带来的后果。这种对个人声誉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法律制裁，保证组织和个人遵纪守法。
对非法勾当的限制
有时，媒体会揭发一些官员们置若罔闻的暴行。高利贷公司（サラ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些与黑帮有关联的高利贷与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维持着正常的业务关系，其成员可以出入他们体面的办公室。
这些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日本消费者信贷处于极度不发达状态
。日本人几十年如一日将余钱（平均而言不足他们收入的五分之一）存入商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之后这些钱完全流入大工业领域。
银行没有能力判断潜在借款人的信用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给个人发放过无约束贷款。
日本银行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情况促进了消费者信贷的需求，于是高利贷公司便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些高利贷公司引诱白领阶层办理短期贷款而不需要任何抵押。贷款陷阱在于利息差不多有40%到70%，甚至还要更高。
一大批毫无经验的借款人在债务中越陷越深。这些放贷者自然衷心鼓励这样的行为。
1984年，媒体开始报道此类事件造成的家庭谋杀和自杀
。有大量令人恐惧的故事，这些故事讲到黑帮上门要求还钱，在讨债过程中，黑帮破坏了欠债人在邻里的名声；他们发信给欠债人还在读书的孩子；在放贷者的唆使下，绝望的家庭主妇沦为妓女。
规范这一行业的法律自相矛盾，某些通过法律调解的极端案例的结果也不能鼓舞人心。由于没有任何机构或是团体能代表受害者发言，媒体就发现自己是他们的唯一庇护，而且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这种问题，促成了新的（但还是不完善的）立法。官方还指导开办了一些不太黑心的高利贷。
立法的过程充分表明，在系统内，消费者的利益是被放到最后考虑的。
各部门之间的管辖权之争与自民党政客保护放贷者以换取“政治资金”的举动，阻挠了五项议案的通过并将立法拖延长达六年之久。最后颁布的法律让高利贷合法化，并制定了73%的最高利率。
一旦高利贷行业的“经济形势”允许，这个利率便可以降到40%。但与此同时，有一项与之矛盾的法律明文规定，所有贷款利率不得超过20%！新法律条文让那些较大的高利贷组织和大藏省最为得益。
后者对本来完全受控的金融世界中贷款这一全新领域毫无组织的情况十分不满；现在，新法律要求高利贷业务必须进行注册，这也就意味着大藏省建立起一条通道，一方面强制获得信息，另一方面提供行政指导。
公众缺乏足够的法律保护，这便促进了日本众多非法勾当的发展。高利贷只是其中之一；其他的还包括学习塾这种填鸭式学校，滥开处方的医生，帮助自民党政客当选的后援会等等。敲诈勒索在日本的房地产行业和证券行业也非常普遍。
所有这些都不是认真改革尝试的目标，只有媒体对这样的过分行为做出反应，因为这种行为确实对社会秩序稳定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