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人均GDP在1981年超过西德，1983年超过英国，1987年超过美国，当时，日本的股票市值是美国的1.5倍，占全球股票市值的45%，日本电信公司NTT的股票市值比美国IBM、埃克森、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等几个公司加起来还要高，野村证券的股票市值比美国所有证券公司加起来还高。
1986年，日本第一不动产以历史最高价买入美国纽约蒂芙尼公司大楼，1989年，三菱地所买下同样位于纽约市的洛克菲勒中心，日本资本大鳄们一到美国，一言不合就买买买，不求最好，但求最贵。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OL丽人们开始流行一种新活法——工作一段时间后辞职，拿着离职金和失业补助出国旅游，世界这么大，瓦大喜想看看，玩腻了再回国重新找工作。
之后，叱咤一时的日本迎来“失落的三十年”。
经过失落的三十年，日本人回看当年烈火烹油时那些大言炎炎之词，方觉荒谬可笑，像野口悠纪雄那样的过来人，纷纷著书立说，痛定思痛，反省日本衰落之因果。
我在读了七八本关于日本经济衰退的著作后，发现了一个真相：
日本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这既促进了它的经济腾飞，也限制了它的发展，仰人鼻息的小国寡民模式终究没戏。
全都是泡沫
1990年，东京市中心的房价是人均年收入的20倍。
当时有个说法，卖掉东京，可以买下美国。
我在查阅当年日本炒作房地产的具体操作细节时发现有点似曾相识，以当时被炒得最火的高尔夫球场项目为例。
开发商建造高尔夫球场，首先要销售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资格，一般都采用预付金形式，筹集到会员资格面额90%的资金，作为开发高尔夫球场的启动资金，也就是说，即便手里没钱，也能搞开发。
银行一听到某公司要开发高尔夫球场，就会立马发放贷款，开发许可一下来，就可以卖会员了。随着开发高尔夫球场的热潮越来越高涨，许多开发商甚至在许可没审批下来时，就开始以高尔夫球场的名目融资。
1987年，日本政府颁布《综合保养地区整备法》，鼓励地方政府兴建提升国民福祉水平的度假设施，这一法案犹如火上浇油，助长了人们投机房地产的热情。
在日本的房产泡沫时期，地王EIE通过开发高尔夫球场获得巨额利润，日本长银成为给EIE供应资金的主要银行。
1991年末，EIE公司的资产超过6000亿日元，整个EIE集团资产超过1万亿日元，这一数值与日本王牌不动产公司三菱地产不相伯仲。
但问题是，EIE的这1万亿日元资产中，有6027亿日元都是借来的，光是每年的利息就要400亿日元。而EIE的销售额只有几十亿日元，整个一个巨型泡沫。
被称作“泡沫绅士”的EIE公司大老板高桥治则有句类似“大大大好好好”的名言：
日本央行只能印刷面值1万日元的纸币，而我能印刷面值1亿日元的纸币。
高桥治则无疑是个赌徒，他赌的是日本经济肥皂泡不会被刺破，这样他持有的资产就会不断升至。
泡沫经济崩溃后，这个当时的“宇宙第一房企”立即垮掉了，其在泡沫时期卖到3000万日元的皇家草甸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费，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暴跌至数十万日元。
1993年，日本长银停止了对EIE的支持，高桥治则又将二信组作为资金来源，拼命融资自救，当然，大部分的融资都是坏账。
美国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的转机来自朝鲜战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支持南韩，将日本作为补给基地，美国的军购特需令日本经济复苏。
中美打仗，日本吃饱，1954年12月，日本进入“神武景气”时期，所谓神武景气就是指1955-1957年的经济繁荣，此后，日本由美国罩着，这景气那景气纷至沓来，一路景气到世界第二。
1980年代，日本的汽车、电视、纺织品等商品纷纷占领美国市场，美国大河南北，到处是日本货，对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产生巨大冲击。
美国人怒了，一时间，印刷有“抵制日货”、“第二个珍珠港”等字样的T恤衫和车标风靡美国。
1982年，印第安纳州北部，美国红脖子开着重型卡车碾压日本车，40多辆日本车被毁。
气氛烘托至此，美国政府终于出手了，这就是1985年美国、日本、西德等几个国家共同签订的《广场协议》，在美国强硬干预下，美元对日元的汇率有序下调，1985年年中，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是250日元，到了1987年12月，上升到120日元。
这被称作第一次日元升值冲击，受冲击后不久，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崩溃。
1993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会晤，一年前，上岁数的老布什与宫泽喜一晚宴时不慎失足滑落，吐了宫泽首相一身，被日本人当作日本胜过美国的象征，这次美国还以颜色，换了个荷尔蒙旺盛的小年轻过来。
克林顿与宫泽推杯换盏，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绕，酒过三巡，克林顿对宫泽喜一说，当下美日贸易不均衡，日元应该再升一升。
此后不久，日元再次升值，被称为第二次日元升值冲击。
日本经济的一般规律是，当日元贬值，企业利润就增加，股价跟着上涨，当日元升值，企业利润就减少，股价随之下跌。
但日本跌入失落的三十年，并非全部拜美国所赐。
“工匠精神”
2001年，日本业已经过“失去的十年”，日本人痛定思痛，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日本央行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干预汇率，仅从2003年1月到3月，日元汇率干预金额便达到2.3万亿日元，之后逐月上升，到2004年4月，干预金额累计达到35.2万亿日元。
日本在干预汇率的同时，为了慰安美国，花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换取后者的默许。
伴随着日元的贬值，日本汽车、电器等出口企业的利润开始激增，日经股价上升，日本经济开始恢复并逐渐繁荣起来。
日本企业将这一时期的日元贬值称作“舒适的日元贬值”，制造业开始回归国内，松下、夏普、茨木、尼崎等企业的大型工厂相继在日本国内开工。
而这种繁荣只是表象，野口悠纪雄将日元贬值比作毒品，政府和企业一味追求日元贬值，却忘了追究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受雷曼事件影响，日本出口产业遭到重创，夏普、松下等企业出现严重赤字，一片哀鸿遍野。
在失去的第二个十年，日本自以为找到了医治经济的灵药——让日元贬值，在一片虚假繁荣中欣然自得，直到重锤落下，才发现错的离谱。
简言之，以“工匠精神”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的日本制造业错过了关键的转型期。
世界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采用水平分工的生产方式，日本企业则坚持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一项工程从开始到结束的所有工序都在一家企业里进行，日本以为这样可以防止技术外流，是最优质高效的生产方式。
即便在雷曼事件之后，日本企业仍坚持建立垂直一体化的大型工厂，松下社长大坪文雄写了一篇名为《我打倒三星的秘诀》的文章，把垂直一体式的生产模式吹上了天。直到2011年秋的中期结算，日本电子产业陷入“全线赤字”，电子巨头夏普被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收购，日本企业才意识到垂直一体化模式的失败。
与此相对的是水平分工的生产方式，所谓水平分工，就是一件品牌工程由多家企业分别负责不同的工序，这种生产方式的代表企业是苹果。
从2004年生产iPod开始，苹果开始采用水平分工的生产方式，苹果公司专注于产品开发和销售，以苹果公司的设计为基础，世界各地的企业来生产零部件，之后再由中国的富士康进行组装，这种模式让苹果得以成长为全球市值第一的企业。
日本政府的实操政策与日本企业落后的经营理念是一体两面。日本产业一直局限在旧的产业结构中，为了让这些标榜工匠精神的旧式产业生存下去，日本政府采取了让日元贬值的政策，但日本经济真正的症结在于产业结构落后。
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没有对症下药，而是实施了完全相反的经济政策。
日本经济从2008年的下半年开始急速衰退，很有可能出现负增长。
由此，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日本步步踏错，从失去的十年，变成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三十年。
中国
日本经济起飞赖于在朝鲜战争中充当美国军需供应商，由此捡了大便宜，如上文所述，朝战之后，各种景气纷至沓来，日本又是主办奥运会，又是打磨工匠精神，在二战后环球同此凉热的全球化商战大时代，东京尤其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到八九十年代，它自己也真的以为可以卖掉东京买下美国了，但殊不知，日本是小国，它的繁荣是美国给的嗟来之食，当日本的繁荣威胁到美国，它同样可以将其收回，日本一点脾气都没有，这就是我在前面说的，仰人鼻息的小国寡民模式终究没戏（当然，日本人口不算太寡）。
2000年以后的平成年代，日本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令日元贬值一度经济回暖，随着日本经济假性复苏，美国各界出现了一种论调：日元贬值会对美国不利。
2004年3月2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日本政府颐指气使地表示，日本已无必要继续进行大规模的汇率干预来阻止日元升值了。
格林斯潘
此话一出，日本政府诚惶诚恐，噗通一声“跪倒”，低到尘埃里，然后马不停蹄奉旨，于2004年3月5日停止了之前以万亿日元为单位的干预措施，并于3月16日完全停止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
日本制造业之所以在依附美国的情况下没有随着美国次贷危机而彻底倒下，是因为在关键时刻抱上了中国的粗腿。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2008年上半年是两位数，美国雷曼事件发生后，中国亦受其影响，狂风暴雨能掀翻小池塘，但掀不翻大海，2008年11月，中国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的公共设施建设、住宅建设、城市开发失业等都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随着中国投资剧增，日本狂抱大腿，对华出口额激增，2009年12月，日本对华出口额达到10702亿日元，2010年10月又增加到11671亿日元，超过了雷曼事件爆发前的水平，其中，机床和建设用机械的出口增长尤为显著。
因对华出口增多，日本制造业得以喘息。
今天国内还有不少人对日本那套已然守旧过时的所谓“工匠精神”模式奉若神明，实乃是不知时，亦不知势，更不知时势。
今天我们观察自朝鲜战争后在世界大舞台上接连上演的群雄逐鹿大戏，在某个阶段，日本是极为幸运的（对它自己来说），日本并未偿还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便阴差阳错地在朝战中成为美国军需供应商，然后是劈头盖脸的一系列“景气”，将其推上世界第二的座次。
1990年代，世事变，风云改，日本却还沉浸在自己那些经营神话中自嗨，日本人习惯于用“XX之神”的名号噱头来形容某个行业的佼佼者，像什么经营之神，寿司之神，马桶之神，AV之神……日本因顽固自嗨错过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时代机遇，在一片群魔乱舞的泡沫中迎来了众神的黄昏，坠入所谓失去的三十年。
新世纪初，谷歌，脸书，推特，PayPal（马斯克创立）等信息时代的巨头在美国硅谷翻江倒海时，依附于美国的日本却交了白卷，同时期，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抓住时代机遇，趁势崛起，尽管这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存在着各自的短板，常被网友调侃，例如小马哥pony常被戏称为“copy之王”，但纵观世界大势，这些中国IT巨头已然独当一面，腾讯和阿里巴巴目前已跻身全球市值排名前十公司，百度则专注于人工智能，在ChatGPT如风暴般袭来时，敢于用“文心一言”亮剑，为未来世界风云的大棋局落下关键一子，除了BAT三巨头，中国始终秉持与时俱进的活力企业还有很多，比如被誉为国之重器的华为等。
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13%左右，到了2022年（去年），中国GDP已是日本的4倍，以往不少机构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5年超越美国，最迟2028年就可以超越，由于近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在超越美国的时间上可能会有所变动，但根据高盛的数据，无论如何，中国会在2035年前超越美国。
但作为中国人，我们不应只看到经济总量的狂飙，更应看到人均的差距。
1990年，中国人均GDP是日本的1.2%，到了2016年，中国人均GDP是日本的20%，2022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大约占日本人均的37.5%。
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的人均GDP将在2050年大约与日本持平，而那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日本的10倍。
这些关于GDP和人均GDP的统计数据的演变背后，凝聚着中国几代人的血汗，正如我在开头提到的红皇后假说，在当今这个世界里，人必须不停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而要实现超越，除了死磕，更需要智慧。
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中国则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们这一代人当下遇到的困难比起父辈们的创业艰辛算不了什么，士不可以不弘毅，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国人，继续往前走吧。